晋级托管创始人窦昆教培业观察：我是如何预判校外教育政策的

我对政策的敏感性，来源于我的第一份工作——报社记者。

20岁走出校门，我就进了报社的门。那是老家的县报，当时的社长号召全员抓收入，人马基本上都去跑广告和发行了，编辑部只有六个人办报纸，一个主任、四个版面各一名责任编辑、一个美编，我去以后，成了唯一的专职记者，主要跟随四大家领导。正常一天要开三场会，手头塞满了领导讲话、文件通知。开始觉得这样的文章最好写，后来发现想写好不容易。尤其是犯了几次错误、被领导追究后，渐渐有了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的感觉，知道了政策的严肃性。

几年后，我考到市报、省报。在湖北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楚天都市报，一进去就分配我跑省党政线。这是一张市民报，过去对党政报道并不重视，党政机关对于是否在楚天都市报发稿子也不是太重视，很多时候甚至是防范的。这给我的工作带来难度，但作为跑线记者，我要写稿发稿挣稿分啊，所以工作难度加大，无形中让我的能力得到提升，我更善于学习政策、研究政策、解读政策，从政策中找新闻。应了那句话：难就对了，说明在走上坡路。再后来，领导把我安排在总编室，担任一版、二版这种重要版面的编辑，说明对我综合素养尤其是政策把握能力的认可。

2004年，我担任楚天都市报襄阳新闻部主任期间，带着征集来的读者关心的问题，采访襄阳市教育局时任局长李菲，得知校外培训市场巨大，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，纷纷送孩子到培训班上课，而国家禁止公办学校补课办班，但是对于有证的培训学校，不但不能禁止，还要做好服务。教育局长介绍的，自然是校外培训领域的政策。多年来培养对政策的敏感性，让我一下子意识到，这是重要的商机。于是，我以家属的名义，申请开办了一家作文培训学校，我用业余时间，涉足了校外培训。

在培训这个领域里，我接触到了众多家长和孩子，知道了他们对孩子放学后管护和教育的烦恼。通过研究政策，我惊讶地发现：国家对学生托管的管理，竟然是空白！教育局不负责批准开办托管学校，工商局（后来更改为市场监管局）能够批准的经营范围里也没有“托管”这个门类。

我知道，在中国，凡是政策鼓励你办的，基本上是不能办的，因为肯定是有难度的，所以才要号召人们去干，因为肯定不容易赚钱，才会给补贴让你去干。但是，补贴是人人都能拿到的吗？未必。再说了，政策一发布，大家都知道了，瞎子都能看见的，还能叫机会的吗？与此同时，政策明令禁止不让干的，也不能干，干了就叫顶风作案，出来混，总要还，何必呢？最好的地带，就是政策没有鼓励也没有反对的，政策压根还没有关注到的，叫政策空白地带。法无禁止即为可，你不用担心政策问题了，你考虑的就是市场需求问题，在政策空白地带，只要市场有需求，你就大胆干、放开干！

于是，我决定从培训转向托管。于是，我在报业巅峰之际，放弃了待遇优厚的编辑记者工作，投身了当时毫不起眼的学生托管，立志于打造中国第一个学生托管品牌，把晋级托管学堂发展到了全国，带动了几十个托管品牌的出现。从打工到创业，从培训到托管，我的决策无疑是非常正确的，正确来源于我对政策的准确把握。

疫情期间，晋级教育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晋级托管学堂、友妈帮托管加盟校，大都存活得不错，不能开学我们就线上服务，没有学生我们就抓老师培训。疫情过后，我们的加盟校很快表现出生机勃勃的势头。可以说，这也与我在线上线下不断开课、发语音、发视频，给加盟校的校长和老师分析政策密不可分。

从事校外教育的老板们，你们作为机构的首脑，作为把握方向掌舵者，必须对这个领域的政策了如指掌。对！就像了解自己的手指和手掌一样，而不是一知半解，模模糊糊。掌握了政策，就能利用政策赚钱；不了解政策，就要被政策所伤害而亏本。